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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谢谢莫野同学的这个问题。家暴问题确实值得重视,现在不仅有“男家暴”,也有“女家暴”。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及家庭暴力等案件时,要从司法办案引领促进和谐家庭关系建设、以检察建议为保护家庭弱势方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社会环境,预防相关违法犯罪。比如,2018年10月,最高检向教育部发出“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在认真分析检察机关办理的性侵幼儿园儿童、中小学生犯罪案件后,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首次以最高检名义发出的第一份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围绕“一号检察建议”的落实,我们还会同教育部等8部委出台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与公安部、教育部共建教职员工入职前查询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制度,探索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督促和支持起诉、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等工作,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中均予采纳。目前,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特别强调检察机关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重新犯罪预防工作等依法进行监督。检察机关要没完没了督促“一号检察建议”、强制报告、入职查询、从业禁止等措施的落实,不让“大灰狼”进入“小兔子”的安全空间,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呼和浩特市相关部门要求,每年对当年度考核指标开展一次集中会审,不得将不能反映实绩实效的一般性、过程性工作作为采分要素,不得简单以留痕多少评判工作好坏,除有明文规定外不得将是否召开会议、印发文件、增加机构人员作为抓落实的评判依据。只有经过会审通过的考核指标方能录入考核评价系统,不得随意增加。
宝格达山人迹罕至,常住人口只有490多人。走访群众、和群众唠嗑,让这群年轻民警感到不再孤单。谈起自己负责的7户16口居民,丛利民如数家珍。“燕姐,您母亲这两天走了呀?”“嗯呐,去城里住几天。”丛利民走进辖区居民唐燕家的小院,两人热络地聊起天来。唐燕今年50岁,在她的印象里,她的父母和辖区民警的关系就很好,“这样的感情维系了几辈人,一直延续至今”。
第三,由于留守儿童亲子分离导致外在保护弱化,增强留守儿童的自我保护法律意识和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但目前来看,留守儿童自我保护的建构仍然停留在初级阶段,特别是受传统家族观念影响,对熟人侵害保持较高容忍度或集体无意识。我的课题组曾经做过统计,西部农村留守儿童犯罪被害案件中,村内熟人作案依旧是案件中的主要社会关系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