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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健:从完善处罚措施的角度上说,成都市教育局的做法也是一种积极探索,但我个人认为这一做法的效果有待观察,校园欺凌不但包括用公然、明显的方式进行的直接欺凌,例如殴打、辱骂等,还包括以不易被发现的方式进行的间接欺凌,包括关系欺凌、网络欺凌等。实际上,校园欺凌的发生率是很高的,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有47.6%的留守儿童曾经遭遇过校园欺凌。如果根据成都市教育局的规定,在不区分校园欺凌的种类、轻重的情况下,可以想象,一旦严格实施的话,可能会有大量初中生被排除在外,另外,如何认定某生实施了校园欺凌?所实施的校园欺凌是否要区分严重程度?在实质利益受到影响的情况下,是否给行为人以申诉的途径?教育局是否做好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大量相互举报现象?这些问题可能都还需要考虑。
不止一名在法院担任要职的司法工作者,竟然都没在事前看出这上百处低级错误,而是放任其写进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司法文书中。哪怕在草稿阶段,起草这份文书的人都不该拿出这样一份漏洞百出的工作成果。而那些本应在认真核对检查后签字确认的审判委员会成员,要么是看文书时没有用心,要么是根本没看就草草签字。不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是对当事人不负责、对案件不负责、对法治不负责。
去年以来,玉州区法院坚持将诉源治理挺在前,为更好地凝聚司法合力,他们组织审判团队深入一线了解辖区金融行业发展情况,牵头银行业协会开展诉前金融纠纷调解,对个别金融机构贷前审查不严、贷中流程不规范、贷后监管不力、订立合同不规范等问题发出司法建议;开展送法进企业活动,给辖区金融机构开展金融审判知识讲座,提升了辖区银行机构金融风险防范化解能力和法律维权水平。
2016年,从九江学院到东山村驻村扶贫的谭翊泉开始担任第一书记。那时的他很纳闷,“为什么好山好水没有好发展?”在谭翊泉的协调和推动下,九江学院选派一支团队对东山村开展专项规划,充分利用山水资源优势。7年多过去,东山村已经发展起传统果木业、现代果蔬业、康养文旅业。2023年,村集体收入达115.6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