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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根本的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5年来,思政课建设成为学校党建工作考核、办学质量和学科建设的重要评估标准。学校党委书记、校长全程参与指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建设,带头走进课堂听课讲课,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
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检察机关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党中央部署要求的政治责任,一个发力点是道德和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确保法治副校长有用有效。如何将纸面上的“法”、案例中的“法”,转变为未成年人笃信、笃行的法律意识,引领青少年提升道德素质,让法治精神、传统美德真正抵达孩子内心?最高检领导躬身践行,率先垂范。2020年9月,张军以“民法典中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为题,与北京市第二中学师生共话未成年人保护,北京16区的师生代表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在“云端”听课。这已是张军连续三年秋季开学季到北京二中讲法治课,受到师生欢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截至2020年9月,全国共有3.3万余名检察官在4.5万余所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其中,有32个省级院检察长,省级层面实现全覆盖。针对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需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变为“好不好”这一深刻变化,各地检察机关积极组织骨干力量研发精品课程,创作动画、动漫等未成年人喜闻乐见的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作品,打造标准化课件库,努力提升法治、德育宣讲质效。疫情期间积极开展线上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宣传,利用各种方式与学生展开互动,覆盖面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各级检察机关还立足检察职能,在讲好法治课的同时,积极回应学校需求,通过为学校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参与化解矛盾纠纷、开展临界预防、参与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等工作,支持、促进、强化学校以社会主义道德培育学生,协助学校解决安全隐患,共同创造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
为什么各地差别比较大?关键就是看检察官是否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做好工作。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在审查起诉阶段实际上给检察官增加很多的工作量,包括以事实、证据、法律及有关案例教育、引导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这一工作,以前是诉至法庭后,主要由法庭去做。同时,还须请律师参与、阅卷,共同协商,达成一致,对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与嫌疑人都予认同。同时还要做好被害人方面的工作,形成谅解、认同。这些工作量大、事难。从认真贯彻国家法律、实现公正和效率、真正化解矛盾,特别是履行好检察机关职责的角度出发,最高检提出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经过各地的努力,目标基本达到,不少地方到2019年12月份,单月全国的平均适用率达到了80%,2020年以来平均适用率已经达到了85%。比较高的适用率是可以实现的,这是基于我国刑事案件的实际情况、结构,在司法实践中提出的合理的目标要求。
合理分流,诉前纠纷化解到位。引导当事人理性诉讼、配合基层调解组织化解等方式,实现诉前纠纷合理分流化解。沟通引导,为当事人“把脉”到位。通过了解当事人的真实意愿,客观公正为当事人“把脉”,合理解决纠纷。抓住关键,与当事人亲属及诉讼代理人交流到位。以妥善解决的初衷出发,站在不同的角度,通过当事人亲属或诉讼代理人做通当事人工作。主动借力,多元调解配合到位。充分发挥地方基层组织、基层调解组织、派出所、人民陪审员等在案件调解过程中优势,主动借力,配合、协调、指导好调解工作。公众参与,“头人效应”调解发挥到位。全面开展司法宣传、巡回审理,以道德教化同尊重民族习俗相结合,邀请威望高、明事理的“寨老”、族老、乡贤等参加庭审或调解,充分发挥“长者效应”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