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年的推进,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体制改革之路,有哪些原则必须坚持?又有哪些启示?景汉朝指出,我国司法改革的历程充分说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必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无论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定舵把向、宏观设计,还是微观突破、落实落地,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不可能实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立足于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在我们这个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单一制大国,盗窃罪的入罪标准,是适用同一标准还是区别对待更加公正?”“熟人社会、模糊文化、厌讼传统等,对司法和司法体制改革又有着什么影响?”景汉朝一连串的透彻分析,让师生们连连称赞。
对此,出具这份判决书的诸暨市人民法院无疑难辞其咎。涉案的两份判决书中均记载:判决书作出之前,经诸暨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据多位原法官及现任法官介绍,司法实践中,经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审判委员会成员均应在判决书备案稿上签字确认。判决书草稿由主审法官或法官助理起草。也就是说,对于这份判决书而言,从直接起草者、主审法官到审判委员会成员,牵涉其中的法院工作人员均有责任。
为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该院成立了“向阳花·润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室,致力于在县域内建立未成年人综合保护联盟,并构建起“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横向联动、纵向贯通”的关岭未成年人保护格局。一方面,注重惩教结合,对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行为,始终保持严惩高压态势,从严从重快捕快诉,对潜在的犯罪分子形成震慑,对涉罪未成年人开展帮教矫治100余次;另一方面,创新教育模式,常态化为未成年人开展法治教育活动24次,使5000余名学生接受法治教育,并积极促进“问题家长”履职,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督促监护令38份,推进“司法保护”关口前移。
“《规定》创新自由贸易试验区牵头制定并实施的数据跨境负面清单机制,明确豁免自由贸易试验区范围内负面清单外数据出境的事前评估认证义务。”周辉认为,这为高标准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打造高能级数字经济对外开放合作平台、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制度型开放基础,也为全球数据流动治理探索、积累和提供中国经验。(撰稿:浦林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