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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北京青年报》报道后,一份“漏洞百出”的一审判决书,在舆论场上引发关注。3月21日,浙江省绍兴市中级法院审理一起“合同诈骗案”,此次开庭为该案二审质证阶段,该案一审由诸暨市人民法院审理、判决。庭上,当事人何华芳的辩护人举例指出本案一审判决书存在明显错误。其中最为荒谬的一处,是判决书将一笔5735019.54元的借款多写了一个“万”字,直接从百万量级跃升为百亿量级。除此之外,其他林林总总的错误也不在少数。
“我一开始只想要做兼职,直到电话号码被封号后,才知道这是实施电话诈骗。我很害怕,但转念一想,自己并没有骗人,只是打打电话而已。通过检察官的解释,知道这也是诈骗犯罪的一种帮助行为。”未成年人小刚中考后,被网上的高薪兼职信息诱惑,参与实施“手机口”诈骗。在办理该案时,该院将精准帮教与矫治教育相结合,在对小刚作出不批捕、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后,跨区域异地委托小刚住所地检察机关对其开展个性化帮教服务。得知当地学校拒绝接收小刚入学时,该院检察官钟润苹立即赶赴现场,并联合当地检察机关、教育部门为小刚提供帮助,使其顺利进入高中校园。
第一,根据现有刑法条文,未成年人恶性犯罪事件中的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否成立犯罪,如果成立的话,在现有的法定刑幅度内又如何裁量。这是法律问题,不以民意和专家学者意见为转移的。此类事件发生后,有专业人士呼吁责任不在犯罪嫌疑人,而是家庭、学校和社会没有管教好,认为犯罪嫌疑人也是被害人,要将之释放,或者认为这些未成年人不具有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不应该承担刑事责任;而很多老百姓则发声要将这些实施了恶性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判处死刑或者把他们关到监狱中,终身不得减刑、假释。实际上,这些声音都不会影响犯罪嫌疑人受到应有的审判。
《实施意见》有不少创新亮点。福州中院民四庭庭长余秋萍表示,在推进“园区枫桥”机制建设上,设立“中印尼经贸创新发展示范园区司法服务中心”,探索搭建园区涉诉纠纷“行政调解+人民调解+行业调解+仲裁调解+司法调解”的“五位一体”多元化解平台,推进“一站式”涉印尼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建设,形成涉印尼司法服务整体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