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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未成年人恶性犯罪事件发生后,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刑事责任年龄是否应该再次下降,是否应该扩宽现有的刑法第17条第三款“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中的罪行种类,是否应该引入域外的恶意补足年龄制度,如何真正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的各方责任,如何健全并真正发挥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制度的效果,如何解决现在专门学校数量少、矫正效果得不到保障等问题,这些都还在探索、研究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即使认为惩罚未成年人也是一种教育方式,但从根本上来看,预防未成年人恶性犯罪事件再次发生才是最重要的,而预防体系的健全与最终发挥效用,需要整个社会协同发力,单靠法律界是难以取得良好效果的。
深入落实最高法“一号司法建议”“二号司法建议”工作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拓展参与社会治理方式手段,延伸审判职能,加强综合治理类司法建议制发,引导法官以案为据、“靶向开方”,有效发挥司法建议“社会啄木鸟”作用。围绕为法治政府建设“出良策”,向辖区公安局、住建委、城管委及街道办等党政机关发送司法建议,敦促完善行政决定文书、执法程序不严谨,处理应诉不规范等问题,推动提升执法质效、降低执法争议发生率。结合涉金融领域典型案例,为某银行针对性制发司法建议,强化银行预警,堵塞监管漏洞,获得高度认可。对某街道办事处提出妥善处置房屋拆迁剩余还迁面积凭证认定的建议,在“我为天津高质量发展献计策”合理化建议活动中获评“优秀金点子”奖。
经历司法实践检验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创新,丰富了刑事司法与犯罪治理的“中国方案”。新时代,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有内涵更丰富、水平更高的需求,希望司法政策与时俱进,期盼社会长治久安;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矛盾日益突出,必须遵循司法规律,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推动案件繁简分流。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党中央决定建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仅着眼于提升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更着重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罪犯改造。2018年10月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在表决后的解释性发言中说,安理会22日就美国提出的另一份关于加沙局势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中方同阿尔及利亚、俄罗斯一道投了反对票。两份草案分歧点,归根结底是要不要立即无条件停火、能不能允许对加沙民众的集体惩罚继续下去。加沙冲突爆发近6个月,3.2万多无辜平民被夺去生命。对于已经逝去的生命,安理会今天的决议来得太迟了。但对于上百万仍深陷前所未有的人道灾难的加沙民众来说,这项决议如果能得到全面、有效落实,还是可以带来期待已久的希望。安理会决议是有约束力的,中方要求当事方履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义务,根据决议要求采取应有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