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是什么?景汉朝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将司法责任制改革作为“牛鼻子”,以此为主线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实行司法责任制,首先是把办案能力过硬的人员选拔到法官、检察官岗位上,把司法工作人员分为法官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政工党务等司法行政人员三类,对法官、检察官实行员额制,推动法官检察官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其次是按照权、责、利一致的原则,赋予法官检察官办案权力,并对自己办的案件负责,既明确法官、检察官的办案职权,又明确责任,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追究制,以提高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再次是完善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实行符合司法职业特点并与单独职务序列配套的保障和激励机制,确保权、责、利相统一。第四是因地制宜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保障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
奥斯卡不同于欧洲三大影展之处,主要是评选机制。影展属于精英评选,仅十几位评委,且每届换人;而奥斯卡属于同行评选,目前已有一万名评委。这样的评委数量和组成,会导致“奇葩”出局,而最终胜出的往往是各方都可以接受的那一部——虽未必是艺术上的最佳,但能平衡艺术、思想、商业等各个因素。《奥本海默》便是这样的典型。
举两个反面例子:马丁·斯科塞斯的《花月杀手》(以及他前几年的《爱尔兰人》等)口碑爆棚,但你若仔细观察,会发现同行的态度更多是尊敬,而不是热爱;换成投票,那就是一定会进前十(入围),但极可能不会排在前三。他的近作全部多次被提名,零次被选中,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另一部跟《奥本海默》一样票房和口碑双丰收的《芭比》,显然也属于“很好,但并非爱不释手”的那种。它未能入围最佳导演和最佳女主角,甚至在美术、服装、化妆极具竞争力的这三项上也都输给了《可怜的东西》,可见它在评委心目中,是“中上”而非“上上”。
结合办案中发现的问题,检察机关及时向市场监督管理局、农业农村局等相关主管部门通报案情,推动开展为期3个月的“肥料产品质量专项整治”等农资生产执法检查活动,抽检化肥37批次,强化农资安全行政监管。检察机关以检察建议的形式,督促邮政主管部门筑牢寄递安全防线,联合县邮政局等3家单位开展农资打假“净网”行动等专项检查7次,严厉打击“网络+寄递”形式违法犯罪活动,有效切断非法网店销售路径。(撰稿:谈梵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