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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办实事,家家户户有点儿事都乐意找他们帮忙,随叫随到。”平时不善言辞的苏秀民,说起这群年轻民警来却滔滔不绝。2023年12月的一个深夜,苏秀民发现家里丢了5头牛,当时还下着大雪,刮着“白毛风”,“根本看不到牛的足迹,把我急坏了。”苏秀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找边境民警帮忙,“他们帮我找了一天,直到16时多才把牛都赶回来。他们都没进屋喝口热水,就回去了”。
贾健:从完善处罚措施的角度上说,成都市教育局的做法也是一种积极探索,但我个人认为这一做法的效果有待观察,校园欺凌不但包括用公然、明显的方式进行的直接欺凌,例如殴打、辱骂等,还包括以不易被发现的方式进行的间接欺凌,包括关系欺凌、网络欺凌等。实际上,校园欺凌的发生率是很高的,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有47.6%的留守儿童曾经遭遇过校园欺凌。如果根据成都市教育局的规定,在不区分校园欺凌的种类、轻重的情况下,可以想象,一旦严格实施的话,可能会有大量初中生被排除在外,另外,如何认定某生实施了校园欺凌?所实施的校园欺凌是否要区分严重程度?在实质利益受到影响的情况下,是否给行为人以申诉的途径?教育局是否做好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大量相互举报现象?这些问题可能都还需要考虑。
在多起未成年人校园欺凌的恶性犯罪事件中,被害者与加害者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中间不少人都是留守儿童。贾健长期关注留守儿童问题,他在研究中提到,留守儿童是在我国城乡二元发展结构形成过程中产生的特殊儿童群体,其在刑事犯罪中具有双重身份,一是犯罪者的角色,二是被害者的角色。“加害性”与“被害性”、“犯罪预防”与“被害预防”涉及留守儿童与刑事犯罪这一重大社会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
三是群众的就医报销比例显著提高。2003年,“新农合”制度建立之初,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普遍在30%至40%左右,群众自付比例较高,就医负担重。目前,我国居民医保的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维持在70%左右,群众的就医负担明显减轻,而这必然带来医保筹资标准的提高。同时,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群众医疗需求的提升、医疗消费水平的提高,也需要加强医保基金筹集,为群众提供稳定可持续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