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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办实事,家家户户有点儿事都乐意找他们帮忙,随叫随到。”平时不善言辞的苏秀民,说起这群年轻民警来却滔滔不绝。2023年12月的一个深夜,苏秀民发现家里丢了5头牛,当时还下着大雪,刮着“白毛风”,“根本看不到牛的足迹,把我急坏了。”苏秀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找边境民警帮忙,“他们帮我找了一天,直到16时多才把牛都赶回来。他们都没进屋喝口热水,就回去了”。
为什么各地差别比较大?关键就是看检察官是否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做好工作。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在审查起诉阶段实际上给检察官增加很多的工作量,包括以事实、证据、法律及有关案例教育、引导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这一工作,以前是诉至法庭后,主要由法庭去做。同时,还须请律师参与、阅卷,共同协商,达成一致,对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与嫌疑人都予认同。同时还要做好被害人方面的工作,形成谅解、认同。这些工作量大、事难。从认真贯彻国家法律、实现公正和效率、真正化解矛盾,特别是履行好检察机关职责的角度出发,最高检提出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经过各地的努力,目标基本达到,不少地方到2019年12月份,单月全国的平均适用率达到了80%,2020年以来平均适用率已经达到了85%。比较高的适用率是可以实现的,这是基于我国刑事案件的实际情况、结构,在司法实践中提出的合理的目标要求。
对此,出具这份判决书的诸暨市人民法院无疑难辞其咎。涉案的两份判决书中均记载:判决书作出之前,经诸暨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据多位原法官及现任法官介绍,司法实践中,经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审判委员会成员均应在判决书备案稿上签字确认。判决书草稿由主审法官或法官助理起草。也就是说,对于这份判决书而言,从直接起草者、主审法官到审判委员会成员,牵涉其中的法院工作人员均有责任。
以陈戌源为例,在此前的年度反腐大片《持续发力纵深推进》中,世人已经见识了此人的腐败“事迹”。比如,当选第六任中国足协主席前一晚,就收到60万“拜码头”钱。此后,在多家俱乐部的巨额金元攻势之下,陈戌源大肆受贿,高达数千万元。正如一审判决所称,陈戌源在中国足协任职期间,为多个足球俱乐部和地方足协在赛事安排、联赛晋级、裁判判罚等事项上谋取不正当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