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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朱巍:所有的这样预先缴费必须签合同,这个合同可以是纸面的合同,也可以在互联网上有这种网民协议的合同,这个合同你必须明确约定什么情况下可以退费,怎么退费,相关的计算标准是什么。所以一旦遇到比如说节目被暂停了,节目出现问题了,或者是消费者觉得节目不好看想退费,这种情况的话要按照原来的合同来办。
“和谐劳动关系是企业、劳动者以及政府共同追求的目标,集体协商是协调劳动关系的最有效途径。工会积极联合相关部门,抓住集体协商这个协调劳动关系的‘牛鼻子’,多渠道有效预防和处理劳动争议,方向清晰、途径明确、措施有效,为不断取得新成效提供了坚实基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院长、全总工会理论和劳动关系智库专家冯喜良表示。
严管又是如何体现的?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时,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就提出适用缓刑的建议”。这些政策要真正落地,后续工作就应当跟上:谁来促进、检查落实涉案企业自我规范、守法合规经营?而不是简单的“案结事了”,经营中的违法犯罪可以不付出成本、只付出很不相称的极低成本。如果这样,对所有严格合规经营的企业而言,是不公平的,实质是不正当竞争,也无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在这个大背景下,为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3月,最高检启动涉案违法犯罪依法不捕、不诉、不判处实刑的企业合规监管试点工作,并确定上海市浦东新区、金山区检察院,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宝安区检察院,江苏省张家港市检察院,山东省郯城县检察院为试点单位。目前,最高检还对此专设指导组深化研究、加强指导,积极探索、努力推出既体现从严司法,让违法犯罪付出应有代价,又最大限度降低追诉成本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合规制度,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在王小鲁看来,未来就业形势需未雨绸缪。其中,人工智能的发展将持续对就业产生替代效应,未来AI人工智能替代劳动就业将是一个趋势。人工智能在抵消人口老龄化减少劳动力供给问题的同时,也会给就业岗位减少带来了显著影响。此外,目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存在结构性错位,一方面毕业生就业难,另一方面企业又缺乏适用的人力资源,说明教育制度需要改革,去行政化,拓宽渠道,多种形式办学,为不同企业提供合适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