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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践行“抓前端、治未病”、双赢多赢共赢、案结事了政通人和的司法理念,把“从政治上看”与“从法治上办”有机统一起来,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司法问题和社会关切,坚持案件办理和促推社会治理并重,强化源头预防,把诉调对接的“调”再向前延伸,在矛盾纠纷产生的源头做“减法”。强化“非诉在前、法院断后”递进式解纷,成立甘肃商会、青年商会法官工作室,选派4名法官进驻;运用“示范诉讼+集中处理”等方式一案结、众案解,诉前调解成功分流率超80%。与滨海新区法院、滨海新区司法局等单位建立加强诉源治理、完善预防与化解行政争议协同机制,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联合建立企业合规司法服务中心,设立远程调解席位,推动化解工作窗口前移、力量下沉,着力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结合诉前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换届,补充18名调解员,建强解纷队伍。定期组织信访工作人员学习相关文件精神,开展“人民信访”主题培优沙龙,研讨交流信访化解工作经验,不断提升信访化解能力。在院信访大厅设立值班值守窗口,坚持常态化院庭领导值班接访制度,为来访群众发放信访“明白纸”,制发答复示例,推动“有信必复”落地落实。
张军:谢谢莫野同学的这个问题。家暴问题确实值得重视,现在不仅有“男家暴”,也有“女家暴”。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及家庭暴力等案件时,要从司法办案引领促进和谐家庭关系建设、以检察建议为保护家庭弱势方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社会环境,预防相关违法犯罪。比如,2018年10月,最高检向教育部发出“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在认真分析检察机关办理的性侵幼儿园儿童、中小学生犯罪案件后,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首次以最高检名义发出的第一份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围绕“一号检察建议”的落实,我们还会同教育部等8部委出台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与公安部、教育部共建教职员工入职前查询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制度,探索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督促和支持起诉、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等工作,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中均予采纳。目前,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特别强调检察机关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重新犯罪预防工作等依法进行监督。检察机关要没完没了督促“一号检察建议”、强制报告、入职查询、从业禁止等措施的落实,不让“大灰狼”进入“小兔子”的安全空间,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坚持把好信访“首道关”,落实立案信访部门首接首问责任,通过来访、信件、热线等渠道收集群众困难诉求,强化受理、办理、反馈流程管理,做到“急事”限时即办、“难事”建账交办、“愁事”协调共办、“盼事”跟踪督办。扎实做好信访“处置关”,紧盯信访办理程序中堵点难点问题,研究制定加强涉诉信访工作实质性化解的若干意见,明确牵头部门与责任部门职责分工,完善对接、转办事项流程,强化跟进监督。围绕解“法结”又解心结,落实承办法官主动联系信访人工作机制,加强判后答疑,尤其是对“信访不信法”案件,耐心释法说理、释明裁判依据,引导当事人按照法定程序寻求救济,确保胜败皆明、服判息诉。着力抓好信访“联动关”,实行“一案多联”,定期召开辖区法院信访工作片会,认真听取基层法院意见建议,共同“会诊”化解信访积案,有效形成涉诉信访实质解决强大合力。严格落实辖区两级法院领导包案责任,坚持带案下访走访,针对重点信访案件,按照调解挺前、依法救助、实质化解的思路,逐一组建工作专班,加强与属事属地信访办工作对接,对重点案件下发工作提示,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切实做到“五化”“四到位”。
民营企业创业艰辛、发展不易,更需要、更珍视法治的呵护。最高检特别提出,检察机关要当好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的“老娘舅”。2020年的两组办案数据体现检察机关对民营企业的厚爱:依法从严惩治危害非公经济发展的犯罪,起诉侵害非公有制经济的犯罪同比上升3.2%;依法从宽处理非公经济人员经营环节的犯罪,不捕率较总体刑事犯罪不捕率高出8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