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生活在日复一日中变化。如今,他所在的中队营房附近,已经被快速扩大的城市“包裹”进去,人烟浓密了起来。而最让杜斌斌唏嘘的则是他在哨位眺望的风光——从低矮的房屋和荒地,变得如今楼房林立,夜幕下更是灯火通明,远处山体上也在夏天渐渐有了绿意。“拉萨的发展,我在这里见证了,很多变化也离不开我看着的这条铁路嘞。”杜斌斌告诉记者。
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有这样一位老师:他的办公室不大,连地上也堆着书;在他的课堂,有逐字逐句通读原著,有发散思维旁征博引,更有在实践中读“无字之书”。读书,既是一名思政课老师的生活方式,也成为他走进学生内心的桥梁。
二是搭建商会协会联合调解平台。出台促进涉企调解工作细则等制度规范11项,争取地方党政部门、行业协会和驻外商会支持,线下打造145家涉企共享法庭,聘请温商联络处主任、商会会长等担任庭务主任,引入工商联干部作为“亲清联络员”参与涉企纠纷调解,推进各商会分片区对涉企纠纷开展“属地调解”,2023年,联合调处涉企纠纷4304件,争议标的达2.26亿元,自主选择商会调解纠纷的企业数增加83.6%。商人纠纷商会解做法入选全国“工商联与人民法院沟通联系机制典型事例(2020-2022)”。
第三,未成年人恶性犯罪事件发生后,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刑事责任年龄是否应该再次下降,是否应该扩宽现有的刑法第17条第三款“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中的罪行种类,是否应该引入域外的恶意补足年龄制度,如何真正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的各方责任,如何健全并真正发挥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制度的效果,如何解决现在专门学校数量少、矫正效果得不到保障等问题,这些都还在探索、研究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即使认为惩罚未成年人也是一种教育方式,但从根本上来看,预防未成年人恶性犯罪事件再次发生才是最重要的,而预防体系的健全与最终发挥效用,需要整个社会协同发力,单靠法律界是难以取得良好效果的。(撰稿:徐荷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