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问题是,学校能否切实落实?在我组织的调研中发现,部分教师宁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不愿选择使用教育惩戒权。有些校园欺凌者的家长在外打工,委托监护人大多为其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隔代近亲属,他们的批评教育和警示谈话效果有限,很可能被谈话者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因此,如何给予学校、教师以政策、制度支持,让其愿意且敢于主动制止并报告校园欺凌现象;如何增强批评教育、警示谈话、警示教育、训诫的惩戒力度,使得对接受这些教育谈话的校园欺凌者产生震慑,不敢再犯;这些都还有待实践中作出探索完善。
司法改革有什么规律可循,又要达到什么目标?景汉朝指出,从改革内容看,我国的司法改革经历了“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的历程,从计划经济时代交易少、纠纷少、案件少,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纠纷案件不断增多,司法体制改革也呈现出“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庭审方式改革——审判方式改革——诉讼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脉络,这一轨迹与逻辑,是对司法改革规律性认识的生动阐释,完全体现了问题导向,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司法改革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处理好公正与效率的对立统一关系,提高司法公信力,树立司法权威,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司法的风气。
三是抓实矛盾纠纷分流调处。市委出台《关于进一步完善县级社会治理中心诉调衔接工作机制的若干意见》,持续完善社会治理中心“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的递进式矛盾纠纷分层过滤体系,明确全市8个一类中心、2个二类中心、2个三类中心矛盾纠纷调解分流率分别须达到70%、75%、80%,推动让矛盾“中转站”成为问题“终点站”。2023年,全市县级社会治理中心调解过滤纠纷47287件,进入中心纠纷调解分流率达83.74%;接收法院引导诉前成功调解纠纷25778件,调解成功率48.29%。
王毅强调,中美关系的症结在于美方将中国定位为最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最重大地缘政治挑战,这种错误认知导致两国关系问题不断,美方领导人所做的承诺也无法转化为实际行动。这种局面不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不符合国际社会的期待,也有违历史发展的潮流。美方应当同中方相向而行,为两国人民交往提供更多支持和便利,通过面对面接触交流不断增进相互了解,推动两国关系稳下来、好起来、向前走。(撰稿:荆鸿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