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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由于留守儿童亲子分离导致外在保护弱化,增强留守儿童的自我保护法律意识和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但目前来看,留守儿童自我保护的建构仍然停留在初级阶段,特别是受传统家族观念影响,对熟人侵害保持较高容忍度或集体无意识。我的课题组曾经做过统计,西部农村留守儿童犯罪被害案件中,村内熟人作案依旧是案件中的主要社会关系类型。
“我一开始只想要做兼职,直到电话号码被封号后,才知道这是实施电话诈骗。我很害怕,但转念一想,自己并没有骗人,只是打打电话而已。通过检察官的解释,知道这也是诈骗犯罪的一种帮助行为。”未成年人小刚中考后,被网上的高薪兼职信息诱惑,参与实施“手机口”诈骗。在办理该案时,该院将精准帮教与矫治教育相结合,在对小刚作出不批捕、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后,跨区域异地委托小刚住所地检察机关对其开展个性化帮教服务。得知当地学校拒绝接收小刚入学时,该院检察官钟润苹立即赶赴现场,并联合当地检察机关、教育部门为小刚提供帮助,使其顺利进入高中校园。
经过多年的推进,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体制改革之路,有哪些原则必须坚持?又有哪些启示?景汉朝指出,我国司法改革的历程充分说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必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无论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定舵把向、宏观设计,还是微观突破、落实落地,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不可能实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立足于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在我们这个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单一制大国,盗窃罪的入罪标准,是适用同一标准还是区别对待更加公正?”“熟人社会、模糊文化、厌讼传统等,对司法和司法体制改革又有着什么影响?”景汉朝一连串的透彻分析,让师生们连连称赞。
为了在法律实施层面解决数据跨境流动机制的适用标准模糊问题,《规定》将无需适用数据出境安全评估、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个人信息保护认证的情形予以列举。王锡锌介绍,例如,“订立、履行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主要涉及跨境购物、跨境寄递、跨境汇款、跨境开户、机票酒店预订、签证办理、考试服务等活动,这些活动的共同性表现为,个人跨境活动需要高频次、无障碍地进行个人信息跨境传输。